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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原告可以申请撤诉，在行政机关认为行政行为违法或错误，改变甚至撤销了原行政行为后，原告认为达到了目的而申请撤诉，这事实上与双方互谅互让无异。
释字第585号解释的表述，也成为大法官当前行使暂时处分的基本法源。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也突出说明，所谓合并，并非是简单的法条搬家，而是带有改造性质的重构。
目前，台湾地区现行宪法在统独问题上语句暧昧、漏洞颇多，台独分子完全可能利用这些漏洞，刻意制造争议，并借宪法争议案件类型的外壳，将统独问题交宪法法庭裁决。大法官会议，以司法院院长为主席。仅就法律位阶而言，司法院组织法与审理法均为立法院立法，两者处于同一位阶层级。当然，草案并非将两部附属立法的条文直接搬用，而是结合宪法诉讼的特点，对其进行了改造，如将审理法细则规定之审查小组，移至草案时便改为审查庭，其职能也大为限缩，等等。无疑，出现这样的局面与草案第45条第1项减轻大法官审理案件负担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2]其二，审理法大量引入诉讼法性质的程序性规定，如回避、言词辩论等，并通过准用条款，引入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从而凸现出法院化倾向。[34]参见前注[15]，吴信华书。这部新宪法的基本原则包括主权在民、和平主义（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和对基本人权的保障。
原因在于这些中央民意机构理论上仍代表全中国人民，但1949年后中华民国政府要在大陆举行选举并不可行），终于有机会证明其自身价值，树立其权威。也许是为了回应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衰落，1992年的修订不再将主体思想与马列主义相提并论，前者成为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指导方针。同时，印度也引进了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由法院审查立法行为与政府行为是否违宪。1981年2月，选举团依照新宪法选出全斗焕为第五共和国总统。
不论是总统选举，还是立法院委员的议席，各政党与独立参政的民间人士均可自由参选。1992年的修订也改变了《1972年宪法》中关于经济方面的条文，容许外来投资。
在10月26日，朴正熙总统遭到暗杀，政府随即宣布韩国全国戒严。（丙）混合式宪制实践（下称HC，即hybridconstitutionalpractices的缩写），即政制同时包含宪政与威权统治的元素，后者一定程度上对宪政主义构成限制或造成破坏，或与之不相容。如果把该宪法与《1935年印度政府法》（即印度独立前英国国会为英属印度通过的最后一份宪制性文件）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相当延续性：新宪法中不少条文都是从《1935年印度政府法》复制而来的。Lawrence W.Beer，Japans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Its Judicial Interpretation，in LAW AND SOCIETY IN CONTEMPOＲAＲY JAPAN 7－35（John O.Haley ed.，Kendall /Hunt 1988）。
建国之初，中国政府依据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而运作。其后选民范围于1900年及1919年先后有所扩展，到了1925年，所有男性公民皆享选举权［1］P93。印尼宣告独立后，荷兰曾多次尝试重夺印尼的控制权，包括出兵攻打支持独立的印尼军队。在1972～1979年的第四共和期间，这些紧急权力被广泛运用，以引进严苛措施来打压要求修宪、自由与民主的活动。
苏加诺的指导式民主与苏哈托的新秩序，均可视为混合式宪制的例证。1972年，朝鲜制订了一部全新的宪法。
苏哈托统治期间，法院屈服于政权之下，普遍被视为贪污腐败，无力维持公义［22］P331－333。实际上，正是追求独立的抗争活动，成为了向现代印尼的居民注入共同身份认同感和国家统一意识的关键历程。
第356条属于印度宪法第十八篇，题为紧急状态。事实证明，亚洲具有其独特的宪制模式之说（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其可信性）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没有证据显示亚洲文化与价值观特别难以与宪政主义相容。然而尽管困难重重，在90年代末以来，印尼人民证明了他们有能力完成复杂但和平的政治体制改革，从威权统治走向民主宪政，相信在未来仍大有可为。第一部《大韩民国宪法》制定于1948年6月，对它的起草有影响的不仅有《美国宪法》，也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威玛宪法》与二战后的《中华民国宪法》［24］。这部宪法仅于20日内匆匆拟定［16］P92，本意是作为临时文件使用［17］P180。十九世纪末以来，为了防止时有发生的民间骚乱，以及打压异见人士与共产主义者等原因，日本人的公民与政治自由一直受到严苛的法律限制，如19世纪末的《保安条例》［2］P29和1925年的《治安维持法》［1］P97。
英国国会制定的《1947年印度独立法》正式确立印、巴为两个新的主权国家，各自拥有其制宪会议，以制定各自的宪法。引 言宪政主义原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它既是一门学说，也是一种政治和法律的实践。
[64]参见：《日本国宪法》第3条。此部宪法的中译本可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编）：《中外宪法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页173－187。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同一时间，韩国在美国影响下，也制定了具备民主宪政元素的宪法，实际上却在其后四十年间，经历了混合式宪制的强人统治。
相对来说，近年来日本最高法院似乎更加积极于违宪审查。国民党政权亦曾表示愿意予以实践，其于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至少在其文本上蕴藏宪政的可能性。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印尼从混合式宪制过渡至宪政主义，三者的共同经验有一定的典范意义。宪法正文则宣告天皇神圣不可侵犯[61]，并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62]。
政府的对策是：运用执政党对国会三分之二议席的控制权，通过了一系列对宪法的修订，意图削减法院在这方面的违宪审查权［7］P682－684。在此后不久，国会制订了《国家保护及防卫非常措置法》，授权总统限制人权与出版自由［25］P425－246、推行紧急经济措施和征用财产［24］。
现时，印尼可被视为一个新进而年轻的民主宪政政体。朱景文编.中国法律发展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4章.［57］LAWＲENCE W.BEEＲ，HUMANＲIGHTS CONSTITUTIONALISM IN JAPAN AND ASIA 168，Global Oriental，2009.［58］Aurel Croissant，From Transition to Defective Democracy:Mapping Asian Democratization,11（5）DEMOCＲATIZATION 156，2004.注释：[59]一如Nino所指，宪政主义一词意义范围不一，可有不同程度的槪念深度：CAＲLOS SANTIAGO NINO，THE CONSTITUTION OF DELIBEＲATIVEDEMOCＲACY 3（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
三、印尼的案例在历史上，今称印度尼西亚的千岛之国曾见证了印度教、佛教并重的室利佛逝帝国（公元8～14世纪）及满者伯夷帝国（1293～1520）的文明［13］。自20世纪30年代起，亦即日军侵略和占领中国东北时，日本的外交政策与军事行动已大致由军方自把自为。
其手段包括操控选举及其他政治过程、侵犯宪法所保障的人权，或限制或排拒反对势力或异见人士依宪竞逐政权的机会。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12月宣布在中国大陆戒严，并于1949年5月将戒严令延伸至台湾（台湾经日本半世纪殖民统治后，在二战结束时从日本光复）。韩国宪法法院［36］成立二十多年来，树立了作为宪法守护者、人权捍卫者的形象，它在数百宗案件中宣告法例或政府行为违宪，并曾审理涉及关键政治议题的案件，如对两名前总统的审判的宪法性问题、以及2004年国会弹劾总统卢武铉一案［37］。国民党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于1946年12月通过新的《中华民国宪法》［43］。
相反，有人认为它不过是在威权统治中，给政府行为增加合宪合法性的同谋［47］P279、282－286。苏哈托建立的政治体制称为新秩序［21］P436－438。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印尼所面对的问题庞大纷繁：人口背景多样化、族裔与宗教冲突、社会与经济严重不公、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政府与司法的腐败、恐怖袭击偶有发生、部分地区存在分离主义势力等。理论上，最高权力属于由选举产生的最高人民会议，实际上，权力由朝鲜劳动党及其最高领袖掌握。
战后自民党长期独大（直至2009年）可说是由于日本选民自身的选择而导致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建立的治国思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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